1937年 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红军老战士、老革命开始寻找人生的伴侣。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都是在延安喜结良缘，留下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洞房里讲党课”

    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相知、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三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两人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她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 ：“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且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六中全会的喜事”

    1939年9月，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年过40，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免又关心起来。延安不乏从全国各地拥来的优秀女性，但敌后烽火正烈，彭德怀无意寻觅爱情。

    会议期间， 彭德怀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 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这时，彭德怀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位白皙秀丽、仪态文静的姑娘，心底不免涌起多年未曾涌动过的春潮，于是，走过去，坐在姑娘身边，并与之攀谈起来。

    他问:“这位同志贵姓?”

    面带腼腆的姑娘连忙站起身, 有些拘束地回道:“我叫浦安修。”

    “浦安修。”彭德怀重复了一遍, 将手一摆， 说:“你坐吧。”

    随在后面的李富春介绍说:“小浦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 卢沟桥事变后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 是山西党组织派到延安来的。”

    “这么说，你在大学就加入了党的组织?”

    浦安修一边点头一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民族先锋队， 进到北平女师大就入了党， 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文件、情报的传递。”

    彭德怀对这位外貌腼腆、体质纤弱的姑娘，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经历感到惊讶。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还知道，浦安修少年失母，父亲续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读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抚养，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一种爱慕之情在彭德怀心中油然而生。瞬间的相识拨动了彭德怀的心弦，催生了他们之间那份催人泪下的情缘。

    他们之间的谈话时间很短，一问一答，并不缠绵，但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现彭德怀对浦安修似乎倾注了特别的关注。

    李富春第二天就把情况汇报给中组部部长陈云。陈云也十分赞成这件事:“这个情况要向中央反映， 是该帮助德怀同志解决婚姻问题了。”

    毛泽东听说大家要为彭德怀解决婚姻问题，非常赞同， 说:“现在， 中央就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 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比王稼祥大8岁, 应当优先考虑。这件任务就交给李富春, 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

    有李富春主动牵线搭桥，在彭德怀的窑洞前，两人第二次见面。彭德怀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追求、性格，第一次婚姻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就像竹筒倒黄豆一样，哗啦啦倒个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便纵马而去。不久，浦安修收到彭德怀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洋洋洒洒写了两页，以独特的情怀向她明确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却不乏炽热的感情。

    1939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际，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怕人闹洞房，彭德怀不愿声张，但红三军团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三军团的几个老部下，中组部的几个青年干部，李富春自动做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彭德怀素来威严，没人敢闹洞房。

    从相识、恋爱到结婚，一共只有10来天的时间。直率、简洁、不拖泥带水，这是彭德怀一贯的作风，对待婚姻大事也是如此。

    新婚后几日，彭德怀就匆匆赶赴前方。稍后，浦安修也从延安出发，来到八路军总部，被分配在总部直属队工作。彭德怀严于律己，浦安修也是自强自立，她把情爱深藏在心底，坚持“星期六制度”——每到星期六晚上，才匆匆来到彭德怀身边,星期天洗衣服、打扫卫生，帮彭德怀整理好一切，然后匆匆地赶回机关去，留下一片柔情和温馨。

  “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他们的恋爱更缺乏浪漫的情调，就像是从事一件严肃的工作。

    1939 年秋，邓小平从太行到延安开会，遇见了正在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很有好感，便以他特有的方式展开了“攻势”，并取得了成功。

    关于他们的婚恋，卓琳回忆说：“邓小平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 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 问我愿不愿意。我表示不愿意， 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曾希圣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这当然是托词，卓琳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她真实的想法：因为当时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们就怕跟工农干部结婚，怕他们没有知识，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女同志说：“哎呀，你看天上的月亮多漂亮呀！”丈夫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当时我想，我可不能找个工农干部，一定要找个知识分子。

    但是邓小平并不灰心。他让人捎话来，问能不能面谈一次。卓琳同意了。

    他们一起来到曾希圣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 在前方作战很辛苦， 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邓小平找卓琳一共谈了两次: 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卓琳听听，觉得这人还可以。一呢，他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 她想， 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她那时已经23 岁了。卓琳还想，认识邓小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他又亲自找来,说话又那么诚恳，也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她害怕别人笑话她也嫁了个“土包子”。对于这个条件，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邓小平的几个老战友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 大家都来会餐吧!”当时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 除周恩来治伤外，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都来了。

    李富春对卓琳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

    这是战争岁月中典型的婚礼。

    在斯时斯夜, 有两对新婚夫妇结婚，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在这个特有的聚餐加婚宴上，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像普通老百姓一样作弄新郎官儿。孔原被灌醉了，害得新婚之夜就挨了许明的数落。邓小平是幸运的， 他有敬就饮，竟然未醉。事后，刘英对张闻天说“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原来， 李富春和邓发念在老朋友的份上，弄了一瓶白水权充作酒， 才使得邓小平免于一醉。

    结婚那一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

    结婚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回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就高声叫了起来：“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 找的跟兄妹一样。”邓小平个子不高， 卓琳比他稍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所以彭德怀如是说。

 “戒掉烟才同意结婚”

    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陕甘宁边区医院的年轻女医生朱仲丽被调到大会服务处做医疗保健工作。作为有大学学历的医师，23岁的朱仲丽不仅拥有过硬的专业技术，而且长相秀丽， 在延安是个受很多年轻人关注的“ 明星”。

    一天上午，毛泽东与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会场外散步，正巧遇上了从城里赶回来的朱仲丽。因为早就相熟的缘故，毛泽东热情地与朱仲丽打招呼，并向王稼祥介绍:“稼祥，你们也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小老乡朱仲丽医生。”毛泽东的话音方落，朱仲丽已向王稼祥伸出手， 大方地说:“王主任您好! ”

    王稼祥与朱仲丽握过手，目光中闪烁着一种陡然的喜悦。这时的毛泽东插话说: “王主任啊，别小看这丫头，她可是边区医院的外科大夫， 我们这些人的医疗健康都归她管， 你也在其中呐。”

    望着朱仲丽渐渐远去的背影，王稼祥忽然对毛泽东发问:“你是怎样认识小朱的?”

    毛泽东立刻察觉到其中的奥妙:王稼祥是很少主动打听女性的，这次是怎么了？于是对王稼祥说:“我和她父亲是老朋友了。 怎么样？我的这个小老乡不错吧？”

    “ 嗯，不错。”王稼祥诚实作答。

    “ 下一次要见她的话， 就去找萧劲光，萧劲光是她的姐夫。”

    “ 噢， 是这样。”王稼祥记住了。

    没过多少天，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派警卫员来找朱仲丽。她以为有人生病了，带上出诊箱就来到了姐姐家。一进窑洞，朱仲芷就高兴地说:“小妹，你来了就好， 正等着你呢？”

    “怎么，是谁生病了吗？”

    萧劲光说:“小妹，你别光想着给别人看病，今天是让你跟你姐到一个地方做客去。”说着从自己的军用牛皮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朱仲丽。朱仲丽把信封打开， 有一张纸条， 写着这样的文字:萧劲光同志:

    请你在后方留守兵团的部队里找三匹蒙古小马给我。谢谢!

    另外, 有时间的话, 请带你的姨妹到我这儿来玩。

    王稼祥

    朱仲丽看完短信，脸一下就红了。

    姐妹俩来到杨家岭王稼祥的窑洞时，王稼祥还在办公桌前工作。一看进来的是朱家姐妹，他一边起身相迎，一边让警卫员倒水泡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姐妹俩与王稼祥仅仅聊了不到10分钟，便因王稼祥公务繁忙、不断有人请示汇报而起身告辞。

    之后，朱仲丽又与王稼祥见过两次面，还在简易球场打过一次网球。在数次接触中，一种由衷的爱慕之情开始在朱仲丽心底萌发。由于女性特有的矜持和“高傲”， 这份“情意”却迟迟不见显露出来。

    这可让朱仲芷和萧劲光颇为着急。姐姐忍不住催问进展情况。

    朱仲丽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姐呀, 我是怕配不上人家。”

    朱仲芷“扑哧”一声笑了，把手搭在朱仲丽的肩上:“原来是这样？我的小妹也很优秀啊？”姐姐的一番话，让朱仲丽不好意思地笑了。

    又过了些日子，朱仲丽在路上遇到了李富春。因为都是湖南老乡，所以说起话来并不拘谨。李富春老远就笑着说:“小妹，你跟王稼祥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富春大哥，你别乱说。”朱仲丽不好意思地回道。

    李富春说:“认识两个月了还没有进展，弄得别人反而替你们着急，你到底要什么条件呀？”

    “条件？我可没提什么条件啊！”朱仲丽歪着头一想，又道:“要说有条件的话，就是让他把烟戒掉。”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 王稼祥腹部受伤，常用鸦片止痛，后来竟上了瘾。到延安后, 经过一番痛苦的戒除，虽然不吸食鸦片了，却代之以抽香烟, 而且抽得很凶。想到这些，李富春望着朱仲丽回道:“你的条件，我会转告王稼祥。你等着瞧吧。”

    朱仲丽不经意间说出的话，竟成了王稼祥戒烟的动力。不久，王稼祥就真的把烟戒了，他与朱仲丽的关系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39年3月5日是农历元宵节， 王稼祥与朱仲丽在战友和亲人们的祝贺声中喜结良缘。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婚礼。毛泽东对王稼祥笑呵呵地说:“你成了我们湖南的女婿，今后可要好好照顾我们的长沙小妹啊！”

    王稼祥没有食言。从此，他与朱仲丽相携相持，坚定地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